疫情之下的供应链观察:上海汽车供应链案例
上海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重镇,与深圳,广州,长春,成都,重庆和武汉组成了中国汽车供应链的“北斗七星”。虽然上海的汽车产量只占全国的10%左右,但却是汽车供应链最为完善的城市。
疫情之下,上海汽车供应链的复工复产正在进行中,面临着三大挑战(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角度来看):
1、短期挑战:链条最长的供应链如何整链复工?
汽车供应链是所有工业制成品中链条最长,分级最多的品类。从整车厂出发,至少可以从一级供应商排到四五级供应商。一级到三级供应商一般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之后就是小企业,甚至是小作坊。
四月中旬上海发布的第一批复工的666家白名单企业中,汽车相关企业占比最高,但主要是整车厂和一级供应商。一级供应商还可为二级供应商解决一些问题,二级供应商往往不在白名单上,无力解决下级供应商的问题。一旦二级供应商消耗完自己的库存原料,就会再次面临停摆。
所以,白名单制度对汽车供应链来说,需要扩大广度和深度。
2、中期挑战:供应链韧性不足不是疫情造成的,而是历史积累的痼疾,如何破局?
长久以来,国内整车厂与供应商的关系中,无法找到类似于丰田这样能与下级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并能激励下级供应商为自己备2-6个月库存的做法(这是丰田在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对传统零库存精益供应链的改造)。整车厂碰到下级供应商遭遇危机的时候,首选方案是寻找替换者。这在没有全行业危机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当遇到目前的极限状况时,就没用了。
危机之中,汽车供应链的上下级需要达成这样的共识:从过去各级争抢利润为主,转向共同协作,共度难关,特别时要增强供应链的本地化。本地化并不是抛弃原有的供应商,有一个不错的选择是将优质供应商引入本地。
3、长期挑战:光靠成本领先,如何保持长期的供应链优势?
供应商的本地化进程还能带来另外一个长期的积极作用,就是解决汽车供应链的另外一个长期挑战:供应商只靠成本领先,靠价格优势拿订单。
现在的这场汽车供应链危机给了国内供应商,特别是那些技术好,品质好,但苦于低价竞争的供应商新机会。因为整车厂面对这场危机,得考虑在价格上给出更宽松的条件。
当然,对整车厂而言,也得做好对所有供应商的分类管理,按照采购金额和业务影响大小来定义不同层级的供应商管理策略,也不能一刀切。
2022年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0.5万辆和118.1万辆,环比分别下降46.2%和47.1%,同比分别下降46.1%和47.6%。
1-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69.0万辆和769.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0.5%和12.1%。
受疫情影响,4月汽车产销呈现明显下降。当月产销量在120万辆左右,为近十年以来同期月度新低;乘用车和商用车环比和同比均呈现大幅下降。相比较而言,新能源汽车虽也受到疫情影响,但依然高于上年同期水平,总体表现较好。另外,本月出口比上年同期略有回落。
➀ 汽车整体:4月销量118.1万辆,下降47.6%;1-4月累计销量769.1万辆,下降12.1%
➁ 乘用车:4月销量96.5万辆,下降43.4%;1-4月累计销量651.0万辆,下降4.2%
➂ 商用车:4月销量21.6万辆,下降60.7%;1-4月累计销量118.1万辆,下降39.8%
➃ 新能源汽车:4月销量29.9万辆,增长44.6%;1-4月累计销量155.6万辆,增长112.2%
➄ 中国品牌乘用车:4月销量55.1万辆,下降23.3%;1-4月累计销量309.8万辆,增长9.8%
➅ 汽车出口:4月出口量14.1万辆,下降6.6%;1-4月累计出口量72.3万辆,增长39.4%
汽车业还能撑多久?虽然上海第一批复工“白名单”中,汽车产业链公司占了四成,但真正能让机器转起来却并非一纸名单就能解决的。如今半个月过去了,有消息称上汽集团旗下几家合资车企每天只能生产100多辆车。
而特斯拉再次成为“榜样”,8000人复工、两班倒!其姿态就像站在了沼泽中唯一一块岩石上,并且傲娇地宣布,很快会有下一块岩石递过来——5月6日,特斯拉宣告在华第二工厂仍将落户上海,上海将成为其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
特斯拉拥有的一路政策绿灯,其他车企无法复制,马斯克的特殊人设和其背后复杂的政商考量,同样难以评价。业界关心的,仍是上海一役,其他车企应该学到那些应对措施?汽车供应链应该做什么调整来避免重蹈覆辙?
事实上,并没有良方。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汽车供应链面临的第二次极限挑战,上一次是两年前的武汉。算起来,武汉、吉林、上海及长三角,以及局面相对较快控制住的广州,两年来,中国汽车业的四大产业聚集地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集中爆发带来的冲击。
虽然2020年和2021年凭借新能源汽车的消费逆袭和车企电动智能化转型带来的资本狂欢,汽车业看上去风光无限,但疫情和芯片、原材料等不稳定因素始终高悬头顶。面对总是突然按下的暂停键和迟迟到来重启键,庞大的网络状的汽车供应链无法提供一条龙的“应急包”。
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趋势是,两年前关于部分跨国零部件企业可能向东南亚转移的预警已成为现实。以日韩为首的跨国零部件企业或退居本土,或加大在东南亚投资。跨国企业有避险情绪很正常,但对中国汽车供应链而言,这是一场重塑的开始。
如果考虑到当下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汽车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这种转移显然并非“中国的政策和市场红利已经抵不过疫情风险”所能解释的,疫情不过是催化剂。
无论如何,经此一役,汽车领域的内循环将更为凸显。本土供应商的替代率将提高,但在尽力维持低成本的同时,缩小与先进技术差距的节奏也可能将放缓,更重要的,类似于“缺芯”缺配件的情况可能成为常态。过去一年中,多家车企都已经被迫如此造车了。
对于汽车供应链如何应对这种“非常态”下的危机,张君毅认为,很难找到解决方案,但可以优化、减少损失。在企业战略层面,他建议“把JIT(just-in-time,即时管理模式)改成JIC(just-in-case, 预先生产制/以防万一模式),多备份库存、多点研发、生产,动态管理,改善现金流客户结构。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协同抗疫。“
把JIT改成JIC,这也是近两年来关于供应链管理的思考中,最受关注的课题。2021年苏伊士运河发生船只搁浅封堵事件后,就有观点认为将促使全球供应链加速转型,企业将从“即时管理”模式转向“以防万一”模式,大幅提高库存量。
JIT模式由日本丰田汽车开创,即利用接近于零库存的管理方式,大幅削减成本。这一精益化制造模式被全球汽车业效仿。但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使得这一模式遭遇重击,重灾区正是汽车业。
而在JIC中,制造商需要保持较大的库存物资、零部件的仓储资源、更多的工人,以满足生产突发事件。以疫情期间为例,其由库存维护、资源和系统弹性而带来的额外成本,很可能小于断供带来的成本增加。
这显然是一套新的成本核算方式。但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生产模式。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丰田只用三天就找到了替代供应商,这让被替代的武汉供应商在震撼中感受到了切肤的生存危机。但在瑟瑟发抖之余,车企更应该从中得到对供应链管理的启发。
从新冠疫情从武汉爆发开始,汽车业就强调要加强产业链的韧性,车企给出的答案是更智能的生产安排、AB两套供应商系统等。
这个时候,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定义产业链的“韧性”,其衡量标准不应该是在面对前所未有的人类疾病灾难时仍能正常运转,而是随着环境改变生存方式,包括顺着当前的状态去组织自己的生产和管理。
这或许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方案。但生存为先,任何战役中,都不缺发“战争财”的商人,而保存实力、迎接好光景到来,才是企业家需要考虑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简言之,在没有一个产业可以脱离社会与国家安全去讨论得失的基本前提下,调整供应链、提高安全性、加强现金管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应是当下汽车企业的必修课。而保持智能电动赛道上的优势、保持技术研发先进性、开发更多创新解决方案,则是对产业链格局波动的最好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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